史和社会现实，设计了很多顺应当地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分而治之的方案。
比如大量吸收了当地的骄傲而尚武，又处于少数派的锡克教徒当军官和警察，让他们管理印度教徒和天方教义的信徒；
承认信奉天方教义的王公统治信奉印度教的土邦，让少数派统治多数派，这样少数派就要依靠殖民者的武力，更便于殖民统治；
把天方教徒和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在土兵军队之中分别列编，让他们互相监视，无法团结一致反对殖民者，反而互相竞争，竞相效忠于殖民当局。”
西瓦吉听到这里不禁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
“唉，伟大的印度就是这样子被弄得四分五裂的！”
赫伯特·埃克塞特教授并没有理会西瓦吉的感叹，接着说道：
“但是，在埃及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当地的阿拉伯人处于军事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绝对优势，而天方教义事实上又提倡平等，认为所有教徒都是兄弟姐妹，所以与我们的统治目的背道而驰。
而最重要的是天方教义鼓励反抗压迫，在苏丹的马赫迪大起义，甚至打死了当地的殖民军队的领袖，围困了殖民地首府，最后摧毁了当地殖民地统治机构，曾经一度获得独立。
因此我们的殖民者急需要一种可以把当地人从天方教义之中分离出来，形成三六九等的不同阶层，让他们和印度人一样无法团结一致对外反抗殖民统治的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
而‘赫里奥波里斯’计划之中的某些内容恰恰就是满足了这个诉求，比如计划中关于古代埃及祭司阶层的研究，以及国王和武士阶层的研究，各个城市和地区有不同的保护神，这些如果加以发展的话，正好可以从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上，用来对抗埃及和苏丹地区的反对势力。
借着‘赫里奥波里斯’计划提供的大量资金，殖民当局雇佣了很多学者来进行古埃及文明的研究。
但是，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却与殖民当局的初衷事与愿违。
很多学者在阅读了让-帕斯卡尔·商博良的著作之后，发觉古埃及文明并非是一个原生性的文明。
它应该是一个受到过尼罗河上游地区更高级的文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传来性文明。